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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药学有什么重要成就吗?
晋隋唐时期中医药学发展的特征:一是系统全面整理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,出现了若干大型专著;
二是与国际之医药交流,促进了中国医药学的突出发展;
三是朝廷的关心支持,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条件。
主要成就:
1、《新修本草》
也称《唐本草》,可以说是集唐以前本草之大成,完成后除颁行全国作为医学用药的准绳外,并列为国家太医署的教科书。本书不但在国内有着广泛的影响,而且迅即受到国外重视,日本、朝鲜的医药学教育也都以此为课本。这部著作不仅广征博引,而且吸收了国内外的先进成就,如:记载用白锡、银箔、水银制成齿科汞合金填充剂等,这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补牙的文献记载。
2、《千金要方》
又称《备急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方》,是中国古代中医学经典著作之一,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,共30卷,是综合性临床医著。唐朝孙思邈所著,约成书于永徽三年(652年)。该书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,对后世医家影响极大。
3、《外台秘要》
中国唐代由文献辑录而成的综合性医书。又名《外台秘要方》。40卷。王焘撰成于天宝十一载(752)。本书汇集了初唐及唐以前的医学著作。对医学文献进行大量的整理工作,使前人的理论研究与治疗方药全面系统地结合起来 。
这是我国医学文献强调详注引文出处之始。因此,他被誉为我国古代整理医学文献的大师。由于王氏治学严谨,并且《外台秘要》所引用的医学著作多已散佚不存,所以《外台秘要》成为现代医学家研究唐代以前医学和据以辑佚、校勘古医籍的重要参考书。
4、《理伤续断方》
唐代蔺道人所著的骨伤科专著。这是现存最早的骨伤科专书,内容比较丰富,并有着相当高的学术价值,反映出我国在九世纪前骨伤科理论和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。例如,“总论”中所叙述的诊断治疗方法和步骤,强调运用麻醉、拔伸之牵引,收入骨、捺正之复位,夹缚之小夹板固定,外敷内服药物及早期之全身和局部活动等,已为现代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和实验研究给予了科学的论证。
新中医的交流进展
中医学在各个历史时期也不断地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学术成就。早在秦汉时期,汉族就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得到西域各民族大量常用的药材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,从西域各民族那里学会种植诸如胡桃、葡萄等既是果蔬又是药物的植物。闻名世界的唐代药王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,就汲取了亚洲等一些民族的医药经验。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所载的民族药物就更多了。各个国家医学在临床技术上、理论上也是相互渗透的,中医眼科的金针拨白内障是唐代僧人由印度传入的,经过吸收丰富以后,赓续创新,灿然丰富,延传至今,已经成为中医眼科的一项绝技。历史上,中国各民族都对医学做出了贡献,如元代蒙古人忽思慧的《饮膳正要》是蒙古族的医学杰作。正是民族间广泛的文化交流,使中国各民族医学具有了一定的共性。学术交流是双向的。在中国近邻之中,中医学传入越南、朝鲜和日本,至少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。而经陆上丝绸之路,中医学在中世纪便已远传西亚和欧洲。阿维森纳的《医典》是当时西方医学的经典著作,其中便吸收了中国脉诊的内容。《本草纲目》在17世纪就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。20世纪70年代以来,中国针灸更为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国,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承认其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加以推广,并制定了统一规范的经穴标准。综上所述,中医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,其精深的理论、丰富的实践、对异域文化的择优吸收和不断的自我更新,使它永葆青春。在世界几大传统医学中,中医学至今仍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。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政府重视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文化遗产,1982年将发展传统医药载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,其后成立专司传统医学管理的政府机构,大力发展中医学。50年代,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就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方针,中医医院、中医院校和科研机构相继建立。1978年,中医教育开始招收研究生,并实施学士、硕士、博士学位制,如今在一些中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还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。中医药学术著作和刊物大量出版。在对医史、古籍文献的发掘、整理方面,以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中医理论、中药和临床研究方面等,均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。
中医药科学研究,主要是从中医药学的理论和实践出发,探索人体生命和疾病过程的规律,提高中医药防治疾病的疗效。一方面要对传统的中医药学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整理,另一方面要在研究探索中获得创新和突破。如今,它已从古代散在的、自发的研究,发展为设有众多专门研究机构,集中大批科研人员,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科研体系。当代中医药科学研究具有以下特征:一是以中医药学体系为对象,例如临床研究以探讨辨证论治规律为主,从理、法、方、药的不同层面或单独、或综合地进行;药物研究则着重于药性、功效、机理、炮制、配伍等。二是研究模式多元化,大致包括传统内容的挖掘和深化、中医现代化研究、中西医结合三种类型。三是采用多学科、多途径的方法,既用传统研究方法,也应用现代科学方法;常用的研究方法有临床观察方法、流行病学调查方法、动物模型及实验方法、细胞学方法、病理学方法、免疫学方法、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方法、超微结构及影像学技术、文献学方法、逻辑学方法、数理统计学方法、电子计算机方法以及科学抽象和建立假说方法等。四是新兴的中医药学科相继萌生,如中医实验动物学、中医科研方法学、中医护理学、中医康复医学、中医急症学、中药药理学、中医文献学、中医心理学、中医脑病学以及中医药管理学等。
50年来,在医史文献、基础理论、临床、中药等方面的科学研究,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。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头道洼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磨制石针,为确定砭石起源时代提供了有力证据;以后,又相继在河南郑州和新郑、山东日照、江苏徐州高皇庙等地出土6枚砭石,验证了《汉书·艺文志》等书中关于砭石的记载。1978年在内蒙古达拉特旗出土青铜针。骨针和竹针的发现也屡见不鲜。1978年河北满城汉墓还曾出土了九针。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多种早于《黄帝内经》的古医书——《脉法》、《五十二病方》、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、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等,这些都为中医理论的起源、经络学说的演变提供了新认识。在文献研究方面,40年来完成1万余种中医文献编目整理,出版了《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》,并对《黄帝内经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针灸甲乙经》、《脉经》、《诸病源候论》、《千金方》、《外台秘要》、《针灸大成》等名著进行校勘评注,大型医史专著《中国医学通史》的撰著也已经完成。在基础理论方面,藏象学说与“证”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内容,也是研究的重点,50年代以来从对肾阴虚、肾阳虚、脾气虚、心气虚、肺气虚、肝郁症、瘀血症等证发生机理和证候特征的研究,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实验资料。60年代开始了治则治法研究,在对活血化瘀、通里攻下、清热解毒、扶正培本等的研究中,不仅通过实验阐明了机理,还把理论用于临床,扩大了治疗适应症。在经络研究方面,肯定了循经感传现象的存在,总结出了感传规律。1958年发现针刺麻醉,针刺用于抗休克、抗炎症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,并从神经和内分泌等方面探索针刺镇痛的原理,得到了有力的科学论证。在舌诊和脉诊研究方面,除进行机理探讨外,还研制了多种舌象仪、脉诊仪等,向定量化、客观化发展。辨证分型的方法较普遍地应用于临床。1991年中国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了《经穴部位》的国家标准,这一规范,使针灸学的学习、研究、临床使用有了依据。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临床常见病、多发病的《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》,1997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了《中医临床诊疗术语》的国家标准。在临床治疗方面,中医药治疗急重症和难治病的能力不断提高,并总结出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和经验,如用中药治疗白血病、再生障碍性贫血、心脑血管病、脉管炎、糖尿病、肝炎等都取得较好的疗效。根据“动静结合”的原则,运用手法复位和小夹板固定配合中药治疗某些骨折,使骨折愈合时间较单纯西医疗法缩短三分之一,全疗程缩短二分之一。运用“六腑以通为用”的理论,以通里攻下方法治疗急性阑尾炎、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和异位妊娠等,提高了非手术率,降低了复发率;并可以调整过度的炎症反应和异常免疫反应,治疗急腹症中的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。在中药和方剂研究方面,从药物资源调查到炮制、制剂、药理、药化等全面展开。1997年出版了载药12 807种的中药学巨著《中华本草》。在制剂方面,除丸、散、膏、丹、酒、露、茶等传统剂型外,新发展了胶囊剂、口服液剂、袋泡剂、气雾剂、注射剂、含服剂、药膜、滴丸、栓剂等40余种剂型。中药新药的开发研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,从1985年至1996年间,获得国家批准生产的中药新药近800种,如青蒿素、白血宁、醒脑静、消痔灵等,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
中药、针灸和气功现已远传海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,日益受到国际医学界的重视。
中医学既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宝库,又是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以其特质和活力不断发展的医学体系,它将继续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。
1996年,有了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的革命:如分形经络,三元气(多元气),数理阴阳,分形藏象五系统,中医三个哲学观,中医分形集等。
最新肿瘤中医研究进展
第26届圣安东尼奥乳腺癌大会,在乳腺癌的放疗方面有不少重要研究报道,其具体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:(1)早期乳腺癌保乳手术后靶体积的缩小——部分乳腺照射;(2)乳腺癌调强适形放疗(IMRT);(3)乳腺癌同步化放疗以及乳腺癌的非常规分割放疗等。鉴于早期乳腺癌保乳术后的局部复发,多位于肿瘤原发位置,因此近年来国外在部分乳腺照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临床研究。本届大会对此也有较多报道,主要分为乳腺癌术中放疗、术后插植放疗,以及采用IMRT技术的部分乳腺照射三方面。Vaidya等在对保留乳房的早期乳腺癌患者,进行术中放疗的研究(Targit)中,采用50Kv X线,单次剂量20Gy(施源器表面剂量)。先期包括185例患者,中位随诊22个月,仅2例复发,美容效果满意,作者认为术中放疗安全易行,目前正在进行多中心的随机研究(TARGIT)。Vicini等对199例保乳术后的早期乳腺癌患者,以插植的方法进行部分乳腺照射,CTV为肿块切除术后的残腔,以及瘤周1-2cm组织。中位随访期65个月,累积局部复发率仅为1%,其结果与同期配对的接受全乳照射的患者相同(P=0.65),美容效果达到良好和优秀的比例高达98%。作者认为对于有选择的患者,在肿块切除术后,对残腔部位进行插植放疗,其5年疗效与全乳放疗相等。LaCombe等采用IMRT技术进行了部分乳腺加速照射的研究。患者入组标准:绝经后、浸润性导管癌、肿瘤≤2cm、淋巴结阴性、切缘阴性且距肿瘤至少2mm。排除标准:多中心肿瘤、浸润性小叶癌、广泛导管内成分、淋巴结阳性、皮肤受累或双侧乳腺癌。靶区为瘤床外放2cm。剂量为43.2Gy/16f。对35例患者的治疗结果显示,与常规全乳切线野相比,心脏、肺和对侧乳腺的照射剂量明显降低,摆位重复性好,急性反应特别是急性皮肤反应少。作者认为对于有选择的乳腺癌患者,采用IMRT进行部分乳腺加速照射可行,能够降低周围组织的副反应,同时缩短治疗时间。
由于具有靶区内剂量均一的优势,IMRT有可能成为未来乳腺癌放疗的“金标准”。本次大会乳腺癌IMRT的进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,即保乳术后乳腺的同步加量放疗,以及包含乳腺和淋巴引流区的IMRT大野照射。McCauley等采用IMRT逆向计划设计,使手术区的剂量分布高于其它乳腺组织,6周内全乳的剂量为45Gy,手术区为50Gy,然后再对手术区加量10Gy/1周。作者报道了90例患者的治疗结果,未出现肿瘤复发,总治疗时间比常规照射缩短1周,且皮肤的耐受性良好,乳腺水肿发生率与常规照射相比明显降低。Cavey等把乳腺、锁骨上区和腋窝作为一个靶区进行IMRT照射,通过对14例患者的研究发现,与常规照射计划相比,靶区尤其是锁骨上区和腋窝的剂量均一性(D95-5)显著改善,热点剂量从120%降低到109%,PTV内接受95%-107%处方剂量的体积分数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。因此作者认为,采用IMRT技术进行乳腺和淋巴引流区的大野照射,能够增加剂量均一性,降低剂量热点,改善靶区的剂量涵盖度,这将降低皮肤的急性反应和臂丛神经的损伤率。当然乳腺癌的IMRT,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,主要表现为对摆位精度的要求较高,受低剂量照射的正常组织体积明显增加。其潜在的危害目前还不清楚。另外,乳腺癌IMRT的剂量学优势,是否能带来相应的临床收益,还需进一步的临床研究证实。
尽管许多化疗药物对放疗有增敏作用,但鉴于乳腺癌同步化放疗可能会损害美容效果,同时加重心肺的毒副作用,所以同步化放疗很少用于乳腺癌。Vishnubhotla等对此进行了探讨,共19例伴有局部复发病灶患者入组。放疗剂量为45-60Gy,在周一至周五放疗过程中,联合口服卡培他滨,剂量为1300-1600mg/(m2.d)。结果发现,7例仅有胸壁复发的患者在治疗后3例CR,其余4例均为PR。毒副作用主要为放射部位的皮肤炎(1/5、2/5和3/5级皮肤炎的例数均为2例)和手足综合症(2例),1例患者出现4度恶心。Berger等对新辅助化疗失败的11例患者,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。治疗方案为5-FU 750mg/(m2.d),d1-d5连续静注,泰素85mg/(m2.d),每3周重复,共4周期。其中前2个周期同步应用放疗,总剂量46Gy,瘤床剂量60-66Gy。结果10例患者按计划完成治疗,仅1例因口腔炎降低了5-FU的用量,没有患者因毒副作用中断放疗。由此可见,对于有选择的乳腺癌患者,同步化放疗不但可很好耐受,还有可能增加放疗疗效,值得开展进一步的临床试验。
乳腺癌的低分割放疗,由于能够降低放射治疗的次数、缩短疗程,从而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、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,因此国内外对此都有较多的研究。本次大会上,de Lafontan等报道了低分割方案治疗的研究结果。共152例行保乳手术的老年患者入组,中位年龄高达79岁(70-95岁),放疗方案为32.5Gy/5f,1f/w,其中82例受体阳性的患者接受了三苯氧胺治疗。本研究中位随访期为67.6个月,5年的总生存率和肿瘤特异生存率分别为85.6%和93.9%,结果令人振奋,但可惜缺乏有关毒副作用的详尽报道。
总之,本届大会对乳腺癌的放射治疗有较为全面的报道,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,特别是其中一些独特的思路和设计新颖的临床研究,能够拓宽眼界,进一步提高乳腺癌的治疗水平。